工业化问题研究范式的反思和重构：从工业主义到重农主义

时间：2015-12-20 14:10:20 所属分类：信息产业经济 浏览量:

[关键词]工业化过程；研究范式；工业主义；重农主义 [摘要]在工业革命的影响下，工业主义在思想界迅速取代重农主义，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过去关于工业化问题的研究都是在工业主义的思维方式下进行的。这种传统的研究范式，一方面忽视了农业对工业化过

[关键词]工业化过程；研究范式；工业主义；重农主义

[摘要]在工业革命的影响下，工业主义在思想界迅速取代重农主义，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过去关于工业化问题的研究都是在工业主义的思维方式下进行的。这种传统的研究范式，一方面忽视了农业对工业化过程的决定作用，把工业化过程理解为一个自身独立的发展过程，另一方面没有看到工业化过程的内部结构，从而把工业化过程了解为一个抽象的线性发展过程。然而，从重农主义的理论前提出发，则可以区分出两种性质不同的工业化过程。这两种工业化过程虽然密切相关，但却有着各自的内部结构和发展趋势。

ReflectionontheParadigmofIndustrializationResearchandIts
Reconstruction:FromIndustrialismtoPhysiocratism

KeyWords:industrializationprocess;researchparadigm;industrialism;physiocratism
Abstract:DuetotheIndustrialRevolution,theindustrialismrapidlysupersededthephysiocratismintheintellectualcircleandbecomethedominantmodeofthinking.AsIknow,uptonownearlyallresearchesonindustrializationarestillsubjecttotheindustrialistmodeofthinking.Insucharesearchparadigm,ontheonehandthedecisiveroleofagricultureontheindustrializationprocesshasbeenneglectedandtheprocesshasbeenregardedasanisolableone,ontheotherhandtheindustrializationprocesspersehasbeenviewedasanabstractlinearone.Hereinfromthelong-neglectedphysiocratictheory,Imakeadistinctionbetweentwodistinctindustrializationprocessesandexaminetheconnexionbetweenthemaswellastheirrespectiveinnerstructuresanddevelopmentaltrends.

自工业革命以来，工业化问题就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门话题。但是，迄今为止，关于工业化的研究都是在工业主义的理论预设下进行的：可以把工业化过程视为一个孤立的线性发展过程。因而，所有的工业化过程如果说有什么差别的话，那么这些差别只是发展程度上的差别，而绝不是质的区别。换言之，在关于工业化的传统研究中，没有关于工业化过程类型的概念。①
本文即是要在反思传统工业化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关于工业化过程的抽象类型学，或者说构建两个在概念上密切联系而又相互对立的基本工业化过程的理想模型。通过这个理想模型所提供的参照框架，我们可以对实际工业化过程的结构、性质和趋势进行具体的理论探讨。

一传统工业化研究范式的反思

自马克斯·韦伯倡导“理想类型”的研究方法以来，这种研究方法就迅速在西方学术界盛行起来，特别是在西方现代化学派的各种理论中得到了广泛运用，最著名的实例之一就是这个学派对社会形态所作的“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二元区分。可以说，正是这种二分法集中反映了传统工业化研究范式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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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笔者所知，研究工业化问题的学者一般都把注意力放在工业化研究本身上，而不曾试图反思一下工业化研究的范式。他们认为自己的研究范式是自然而然的，殊不知那只不过是工业主义的历史产物，后者则是英国工业革命在思想界的产儿。就其内容看，工业主义是在批判重农主义的“教条”——农业部门是惟一的生产部门——中产生的，它坚持了相反的立场：“无论何时何地，只有工业已达到了高度发展状态，航海业、国内和国际贸易、甚至农业本身，才会发展起来。”[1](p100)其中蕴含的结论不外是，工业发展可以而且必须独立于农业之外单独进行考察。这种信念一经确立就长期支配了人们对工业化问题的研究，学者们再也没有感觉到有从工业化研究的角度重新审视重农主义理论的必要。

无疑，在西方现代化学派的理论范式中，“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这两个范畴是被置于相互对立的地位的。在这种理论范式中，“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被假定为两种截然相反的社会形态，前者是传统的，后者则是现代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发展是一种历史的断裂，而决非历史的延续。在这里，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不是被理解为一种发展，而是被理解为一种替代。因此，当人们谈到工业化的时候，农业问题不是被完全忽视，就是被当作一个消极的背景来看待，当作一种工业发展不得不面对的一种或有价值或无价值的历史遗产来看待，而工业化过程和农业发展的内在联系却被忽视了。
当然，我并不是说以前的发展经济学家和现代化论者完全没有注意到农业的重要性。在发展经济学家和现代化论者当中，确实不乏有人在探讨工业化问题的时候强调了农业的重要性。例如，罗斯托就认为“正是农业革命多种的、显著的和一致的结果，使它在前提条件阶段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农业必须为现代部门提供更多的粮食、更大的市场和更多的可贷资金”[2](p24)。然而，这种考察方式是把农业视为工业化过程的一般外部条件，而不是把农业发展与工业发展当作“一个同一过程不可分离的要素”来看待的。[3](p16)
这种把农业和工业发展的关系当作一种外在关系来看待的观点并非罗斯托的一家之见，毋宁说代表了现代经济学者的一般看法。苏布拉塔·加塔克和肯·英格森特在《农业与经济发展》一书中讨论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时候，引述了库兹涅茨的“经典分析”，把农业对整个国民经济(主要是工业)的增长与发展的作用归结为四个方面：产品贡献、市场贡献、要素贡献和外汇贡献。简言之，就是在工业化过程中，农业作为一般的外部条件，其作用是向工业部门提供粮食和原料、消费品市场和资本品市场、劳动力和资本以及外汇。[4](p26～27)这种考察方式和罗斯托的考察方式一脉相承，并无二致。
在发展经济学家中，企图把农业和工业的发展作为同一个过程的相互联系而又相互制约的两个方面来看待的经济学家是古斯塔夫·拉尼斯和约翰·费。他们把劳动力的转移看作是工业化过程中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联系的纽带，把劳动力工资率的变化看作是影响这种联系的主要变量，把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作为解决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由于竞争劳动力而造成的问题的主要手段。[5](p27～34)在这种理论中，农业和工业是被设定在一个过程里面的，而且确实也是作为这一个过程的两个对立的方面出现的。但是在这里，工业增长和发展却是作为一个和农业无关的前提出现的。它没有探讨工业增长的根源问题，更没有从农业方面探讨工业增长的根源和动力。实际上，农业依然是被作为外在于工业化过程的一个外生变量或因素。
由于脱离了与农业发展的内在联系来单独考察工业化过程，传统工业化研究范式自然就把工业化过程理解为一个单一的线性发展过程。按照这种看法，先进国家与落后国家相比，两者只是处在同一种工业化过程的不同发展阶段，而不可能是处在两种性质不同的工业化过程中。不同国家工业化发展水平的差异(包括工业本身的技术、组织和规模等)几乎从来没有被理解为可能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工业化过程的质的区别的反映。
美国学者保罗·斯特里顿曾在发展经济学诸多理论和流派中做出了一种二分法：“线性范例与非线性范例”。在他看来，持线性发展观的学者会认为“发展是所有国家都沿着前进的线性道路。发达国家在不同时间越过了起飞阶段，而发展中国家现在正跟上去”。“线性观点排除了不同发展方式的选择。一切国家都不可抗拒地必定经过罗斯托式的五个阶段”。[6](p383)而持非线性发展观的学者(例如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则认为“富—穷关系的国际体系制造了并保持了穷国的不发展”[6](p383)，因而贫穷的后发国家就不能像捷足先登的发达国家那样顺利地经过自己的发展阶梯：一句话，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线被发达国家打断了。
但是，斯特里顿在这里所做的区别显然不是对一般工业化过程本身的概念性区别，而只是对不同国家工业化过程的实际发展状况的区分。其实，无论是斯特里顿所谓的线性范例，还是他所谓的非线性范例，都仍然没有摆脱对工业化过程本身的狭隘理解。单一的线性工业化过程仍然是两者共同的内在预设，所不同的只是线性范例的学者认为所有国家都会依次通过工业化过程，而非线性范例的学者则认为只有部分国家会通过这同一种工业化过程，而其他国家则在这同一种工业化过程的某个阶段会“搁浅”(或暂时搁浅)。关于两种不同性质的工业化过程的概念依然还没有进入斯特里顿本人及其所讨论的那些线性范例和非线性范例的发展经济学学者的视野之内。
从逻辑学的角度说，上述传统工业化研究范式是抽象的理智思维方式在工业化研究中的运用和体现。这种思维方式坚持着抽象的同一性，把考察对象视为一个自身同一的、不自相矛盾的东西，而不是自身包含区别、对立和矛盾的具体的同一物。这一点构成了传统工业化研究范式的内在缺陷。这种缺陷将在下面所阐述的新研究范式中得到克服。

二农业结构和工业化过程的分疏：一种新分析范式

作为传统工业化研究范式基础的是工业主义者的这样一种理论偏好：在农业发展和工业发展的相互关系中，后者是主导的、积极的和主动的方面，前者是从属的、消极的和被动的方面，因而须从工业发展的观点去考察农业发展，而不应该从农业发展的角度去考察工业发展，从而事实上把工业发展理解为一个从属的方面。自然，这种理论预设和偏好得到了历史表象的巨大支持。根据经典的西方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工业化无疑是现代历史的主轴和不可抗拒的趋势。
但是这样一种理论预设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无论是在“农业社会”，还是在“工业社会”，农业生产率的发展都是工业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正像马克思在分析重农主义的时候所指出的那样，“农业劳动不只是农业范围内的剩余劳动的自然基础，并且是其他一切劳动部门所以能够独立经营的自然基础”[7](p16)。所以，传统工业化研究范式的工业主义预设虽然得到了历史和学者的双重支持，但是并不同样为基本事实所支持。我们应该从工业的实际地位出发来考察工业化过程，而不是把它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作为考察的根据。这样，重农主义者关于生产劳动的观点就成为我们考察工业化过程的逻辑起点：农业劳动是惟一的生产劳动，而工业劳动则是非生产的。
诚然，重农主义关于生产劳动的观点并不是“绝对”正确的观点，和其他关于生产劳动的观点一样只具有相对的合理性。然而，这种观点却包含了关于工业劳动和工业化过程与农业关系的一种深刻见解。这就是，从农业阶级①的立场来看，工业劳动是作为该阶级的消费手段而存在的，工业化过程则是适应该阶级的消费需要而发展的。
我们可以设想，农业阶级收入的最初形式是农产品。问题是他们将怎样消费掉自己的这种物质形式的全部收入呢?自然，他们收入的一部分首先会在农产品的形式上消费掉。但余下的部分又该如何消费呢?他们总不大可能在农产品的形式上消费掉自己的全部收入。例如，一个农业生产者每年为自己及其家庭成员生产1000公斤粮食，价值1000元，而他和他的家人每年只能消费掉其中的一半即价值500元的500公斤粮食，那么他剩下的另一半价值500元的500公斤粮食该如何消费呢?虽然这个农业生产者已不再消费农产品，但是这并不是说他也不能再消费别的类型的产品，因而该农业生产者就可以用自己的剩余农产品去交换工业阶级的产品(后者的产品要么是消费品，农业生产者用来提高自己当前的福利，要么是资本品，农业生产者用来提高自己未来的福利)。按照假定，农业剩余占有者的情况稍有不同，他们会把自己不能直接消费的农产品全部花费在工业阶级生产的消费品上。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从整个农业阶级的观点来看，工业阶级的劳动和产品都是农业阶级实现和扩大自身消费的手段。因而，对他们来说，工业阶级的劳动并不属于生产的范畴，而属于消费的范畴。有趣的是，对后一个阶级来说，农业阶级花费在他们工业品上的收入却总是生产性的，它构成该阶级的“生产基金”。
既然工业阶级的生产活动无非是农业阶级实现自身消费的手段，那么，工业发展过程本身就不能不受这个阶级消费性质和方式的影响，而两个农业阶级在消费性质和方式上的差异也就不能不在工业发展趋向中反映出来。历史地说，由于消费性质和方式的不同，农业生产阶级和农业剩余占有阶级这两个农业阶级曾经分别决定了两种性质和发展趋向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和工业化过程。下面就对这一点进行具体说明。这种说明不仅是为了建构抽象的理论模型，同时也包含着实际的历史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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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魁奈在《经济表的分析》中认为国民由市民的三个阶级构成：“生产阶级”(农业劳动者)、“土地所有者阶级”和“不生产阶级”(“一切不从事农业而从事别种服务和别种工作的市民”)。[7](p23)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我也区分出三个类似的社会阶级，但稍有不同：农业生产阶级(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并因而获得绝大部分收入的阶级)、农业剩余占有阶级(这个阶级的收入直接或间接来自前者，但他们的利益并不在于农业生产本身，而在于农业剩余的占有)和工业阶级(从事工业生产的阶级)。由于前两者的收入源泉都是农业，故合称为农业阶级。

至少在近代以前，或者用西方现代化学派的话语来说，至少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农业生产者阶级——“农民”的经济形态是某种封闭的自然经济。这种经济形态并不意味着与交换经济的完全隔绝，而是趋向于将经济中的交换成分减少到最低限度。对这种经济来说，尽量自给自足是生产和生活的至理名言，勤俭节约是道德的最高规范。之所以如此，无疑是由下面两个经济和社会因素造成的：一是当时农业生产率的低下，二是农民的大部分产品被农业剩余占有者阶级侵吞。在这双重限制之下，农民可用来交换独立手工业者工业品的农产品数量不能不是十分有限的。换言之，贫困农民为工业发展所提供的“基金”数量是十分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农民只能购买数量有限、价格低廉的工业品，另一方面，与农民消费相联系的工业发展也只能局限在有限的范围内和限制在极低的水平上：技术原始，资本有限，组织简单，市场狭小以及分工不发展。实际上，这种小农业和小工业的结合就构成了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地方经济。
由于各国具体的地理环境和历史传统不同，这种地方经济表现出多种不同的形态。例如，中国的地方经济是以一个初级市场体系的形态存在的。这样一个市场体系通常是一个包括了一组村庄和一个初级市场的经济社会区域。“如果可以说农民是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中，那么这个社会不是村庄而是基层市场社区。……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是由他所住村庄的狭窄的范围决定，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8](p40)这种农村市场“满足了农民家庭所有正常的贸易需求：家庭自产不自用的物品通常在那里出售；家庭需用不自产的物品通常在那里购买”[8](p6)。在这种市场上出售的都是为当地居民尤其是农民服务的低级商品。
印度农民的地方经济则表现为一个个独立的“具有内部专业化和交换关系的村社”。在印度教的印度，村社的规模通常很大，一个典型村社的居民多达2500人。这使得村社内部能够形成高度发展的专业化分工体系，并因而使印度村社成为一个高度自给自足的地方经济单位。在村社内部，专门职业包括陶器制造、石器加工、理发、零售、织布、洗烫和放牧等。所有这些职业都是由单独的种姓完成的。各专业种姓负有相互提供服务的义务。[9]印度地方经济的这种内部调节制度(硬化为种姓和村社制度)显然与中国的不同，但是它对以农民消费为基础的工业发展的影响却是相同的，那就是将之限制在一个同样狭小的地方范围内。
与上述狭隘地方经济相对立的是以农业剩余占有者阶级的消费为基础的消费者城市经济。在马克斯·韦伯对城市类型的论述中，他所说的“王公城市”就属于这种类型。另外他所说的部分“吃租息者”的城市也多属于这个类别。[10](p1215～1217)因为这些城市中的“大消费者”的收入无论是政府官僚来自国家税收的薪俸，还是大地主来自封建采邑的地租，其最终的收入源泉都是农业剩余。在这种消费城市里，农业剩余占有者对取自农业的收入的消费决定着城市工业阶级的经济机会，从而也决定着这种消费型城市工业的发展。
毋庸置疑，这种消费者城市经济与以农业生产者阶级的消费为基础的地方经济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农民的消费代表了分散型消费的话，那么城市农业剩余占有者的消费则代表了消费的集中。这种集中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相对于农民的消费分散在广大的农村地区而言，城市农业剩余占有者的消费则集中在少数大城市等点状居民点上；二是相对于农民的消费能力的弱小，城市农业剩余占有者的消费能力相对强大得多：这是消费能力的集中。消费能力的集中使得城市农业剩余占有者可以消费农业直接生产者无力消费的价值高昂的高级商品，而这就很可能使得城市工业沿着生产奢侈品的方向发展(最著名的实例大概是法国历史上的巴黎)。
就农民的地方经济和农业剩余占有者阶级的城市经济的关系来看，两者处于直接对立的地位，因而地方经济中的工业发展和城市经济中的工业发展也处于对立的地位。不难理解，消费型城市经济和工业的发展既然是以农业剩余的榨取为基础，那么也就是以农民的贫困化为基础，以农民的地方经济的萎缩为代价。因而，毫不奇怪，在历史上，消费者城市经济的繁荣总是伴随着农民的贫困化和地方经济的凋敝。在对这一点的认识上，18世纪的让-雅克·卢梭确实胜过20世纪的布罗代尔。布罗代尔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中引述了卢梭在《爱弥尔》一书中说过的下面一段话：“大城市耗尽国家的活力，使它衰弱；大城市创造的财富是表面上的、虚幻的财富；花钱很多，收效甚微。有人说巴黎城对于法国国王来说抵得上一个省；我以为法国国王为巴黎付出的代价等于好几个省。巴黎在许多方面由外省供养，外省的大部分收入流入巴黎以后就留在那里，从不回到人民和国王身边。在这个凡事精打细算的世纪，不能想象没有一个人看到，如果巴黎不存在，法国将比现在强大得多。”[11](p663)马克思也有类似的见解，针对亚洲的大城市指出：“真正的大城市在这里只能看作王公的营垒，看作真正的经济结构上的赘疣。”[12](p480)
这两种工业化过程不仅在横向关系上是对立的，而且在纵向发展上也是相互矛盾的。历史地说，以农业剩余占有者的消费为基础的工业发展长期排挤着以农业生产者阶级的消费为基础的工业发展。在19世纪，老工业结构的持续时间在法国要比在英国长得多，门德尔斯看到了这个事实；但是，他把它仅仅归结为两国生产要素禀赋方面的差异(在他看来，在英国劳动相对昂贵，而法国资本相对昂贵)。[13](p260)他完全没有看到两国工业化过程的性质差异必然造成这种后果。
从长远看，消费者城市经济的发展也是同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矛盾的。既然消费者城市经济的发展意味着农业生产者阶级的贫困，那么它也就意味着农业生产(这个社会生产的基础部门)发展的停滞甚至倒退。因为农民贫困的结果不仅是农民生活消费能力的下降和为农民生活消费服务的工业发展的停滞，而且还造成农民缺乏资本以提高农业生产率，从而长期在原始的简陋的生产条件下重复着简单再生产，甚至是在恶化的生产条件下从事着更加不利的农业再生产。农业生产的停滞反过来会制约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而，布罗代尔的下面一段话正好道出了18世纪欧洲大陆历史事实的反面：“我们重申，就像现代国家创造了大城市一样，大城市也创造了现代国家；民族市场和民族本身都在大城市推动下才得以发展；大城市处于资本主义和现代文明——这个五色缤纷的欧洲近代文明——的中心地位。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大城市首先能灵敏地指示欧洲和其他大陆的进化程度。”[11](p662～663)
相反，只有以农业生产者阶级的消费为基础的工业发展才能导向“资本主义和现代文明”的形成。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生产形式和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源的时候指出：“古代人从来不曾超出道地的城市手工艺的范围，因此从未能造成大工业。大工业的首要前提，是把农村整个地纳入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的生产。”[12](p515)
为什么呢?显然，这是由以农业生产者阶级的消费为基础的工业化过程的性质决定的。与前述消费者城市经济中工业的发展以农业生产者的贫困和农业生产的停滞为历史前提不同，以农业生产者阶级的消费为基础的工业发展是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相一致的，是以后者为基础和前提的。显而易见，农业生产者阶级的消费的扩大只能以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和农业收入的增加为前提。在这里，农业生产者阶级的消费利益不仅与农业生产及其发展的利益相一致，而且与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一致。农业生产者阶级消费的扩大对工业发展的影响是双重的：作为消费者，农业生产者阶级的生活消费会刺激为他们生活服务的工业发展；作为生产者，他们的生产消费(资本)也会刺激为他们的生产服务的工业发展。尤其是后一种情况，无疑会产生良性循环：为促进农业生产服务的工业发展会通过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为整个工业的发展提供进一步的动力。这一点在消费者城市经济和工业的发展过程中是绝对不会出现的。因而，现代工业化是从这种类型的工业化中发展起来的，而不是相反。
但是，这并不是说以农业剩余为基础的工业发展就总是“相对落后”的。恰恰相反，这种类型的工业发展在历史上曾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并引起了学者们的高度关注和热烈争论，但是人们并没有因此很好地理解这种工业发展所蕴含的矛盾和局限性，原因就在于这种矛盾和局限性并不会在工业本身的发展水平上映现出来。学者们经常对一些历史矛盾困惑不解：为什么一些国家的工业发展就其本身来说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包括技术、组织和规模等方面)，却没有能力进一步向前发展和向现代大机器工业迈进?为什么反而是英国这个原来在工业发展上并不先进的小小岛国率先发生了工业革命?
人们对这些问题的长期困惑不解，显然是与传统的工业化研究范式密切相关的。这种研究范式是把工业化过程当作一个独立自存的过程来理解的，当作一个单一的线性发展过程来理解的，这就限制了人们对不同工业化过程不同发展趋势的认识，妨碍了人们对工业化转型问题的理解。

三新范式与工业化转型问题研究

当富兰克林·F·门德尔斯把原初工业化作为“工业化过程的第一阶段”的时候，他无疑是在传统的研究范式内来看待原初工业化这个问题的。其实，根据上面的研究范式，原初工业化并不是工业化过程的第一阶段，而是现代工业化过程的第一阶段。之所以说这种工业化是现代工业化的第一阶段，因为正是在原初工业化中农业生产者阶级的消费才首次变成了整个工业化过程的主要动力，而在此之前的工业发展(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传统工业化”)的动力主要来自农业剩余的集聚和消费。①
与传统工业化不同，作为现代工业化第一阶段的原初工业化完全是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结合在一起的，而不是以阻遏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为代价的。在1982年第八届国际经济史大会(布达佩斯)的主题报告中，门德尔斯列举了原初工业化理论的五个主要特征：(1)考察单位是区域；(2)原初工业化的中心特征是该区域内农村工业的增长，农民为市场参与手工业生产；(3)原初工业的产品市场位于该区域以外，还经常位于国界以外。定义中的这个要素应予强调，因为原初工业化由此与那种长期供应地方需要的小工业区别开来了；(4)在原初工业和商业性农业之间存在着某种重要的联系。问题不只是其他一些地区要生产出剩余粮食供应那些无法依靠自己的小块土地满足自身粮食需求的农民，而且后者也要通过原初工业和在大农场上的季节性就业来补充他们的收入。因而，在原初工业化的一般规定中包含了“同质区域，其中每个村庄可能既包括从事茅舍工业的农民，也包括生产剩余粮食的大农阶级”；(5)这类区域中的城镇与原初工业化过程息息相关，因为这些城镇既提供了商业设施，也提供了“实行分包制的商人，他们控制着分散在周围农村中的制造业活动”。[15](p436～437)从上述特征中，我们不难瞥见原初工业化与农业发展的密切联系。
事实上，原初工业化正是在当时发生的农业革命的基础上获得巨大的发展动力的。但是，门德尔斯本人并没有强调原初工业化的这个农业基础。在《原初工业化：工业化的第一阶段》(1972)这篇专门论述原初工业化的文章中，门氏并没有提到农业发展在原初工业化中的地位，而只是考察了人口、劳动力和资本等因素的作用。门德尔斯只是看到了原初工业是现代工业的前身，是一种不同于现代工业类型的初级工业类型，但是却忽略了原初工业化所代表的一个更加重要得多的历史过程，即以农业生产者阶级的消费为基础的经济形态的转变——从农民的传统的小地方经济转变为范围更大的区域经济。在这种新的经济形态中，专业化和社会分工得到了发展(以区域专业化和分工的历史形态出现)，出现了商品型农业区和原初工业区，两者的结合形成了新的区域经济体系。这种新的区域经济体系不仅具有更加发展
的社会分工和专业化，而又具有更高的社会生产力，特别是作为这种社会分工发展基础的农业生产率的高度发展。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下面一点：如果说以前的工业化过程的主导方面是以牺牲农业生产者阶级的利益和农业发展的利益为基础的工业化，那么原初工业化所代表的工业化过程就是那种在农业发展基础上进行的工业化，就是那种能够与农业良性互动的工业化。这种工业化过程开辟了社会生产力无限发展的可能性，而传统的工业化总是在遏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进行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原初工业化是现代工业化，是现代工业化过程的第一阶段，而不能只简单地理解为“工业化过程的第一阶段”。
由于受到传统工业化研究范式的束缚，门德尔斯仅仅在狭隘的工业部门范围内区分原初工业和现代工业，考察原初工业化向“现代工业化”的转变。他没有理解，尽管原初工业和现代工业是两种不同的工业形态(前者是农村的、家庭的、手工的和分散的传统小工业，后者城市的、工厂的、机器的和集中的现代大工业)，但是他所谓的原初工业化和“现代工业化”只是同一种工业化过程的前后相继的两个连续发展阶段：后者无非是前者的深化。作为同一过程，它们之间是没有什么根本的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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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帝国主义”一文中，卡尔·考茨基曾做出过一种类似的区分：“有两种途径可以保证对于工业的供应。在工业生产者(手工工人)和农业生产者(农民)作为自由和平等的人而相互对待的时候，工业生产者只有通过商品交换的途径，以价值规律为基础来获得自己的原料和食品。”[4](p5)“还有另外一条给工业输送原料和食品的途径，即人们索性不付报酬地从农民那里拿走这些东西。这条途径在历史上起过很大作用，并且今天还在殖民政策中起着很大作用。”[14](p5～6)前者大略相当于笔者所谓的现代工业化过程中的情形，后者大略相当于笔者所谓的传统工业化过程中的情形。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考茨基的上述区分是比较“粗俗的”。他所谓的“人们”究竟是指什么呢?是他本人所谓的“工业生产者(手工工人)”吗?从上下文来看，似乎就是这样。然而，无论历史地看，还是逻辑地看，能够“索性不付报酬地从农民那里拿走这些东西”的“人们”都不可能是“工业生产者(手工工人)”，而是与这种经济角色相当不同的“农业剩余占有阶级”。实际上，无论在哪种工业化过程中，“工业生产者(手工工人)”总是要在支付“报酬”后才能获得它们所要的“原料和食品”，这种报酬就是他们自己的工业劳动和工业产品。当然，考茨基做出上述区分远不是为了建立一种工业化过程的理论，而是要服务于他的“帝围主义”强论。

也正是由于研究范式的局限，门德尔斯提出了一个假问题，即关于去工业化的问题：为什么有的原初工业化地区过渡到了现代工业化，而另外一些原初工业化地区却没有过渡到现代工业化?之所以说这是一个假问题，是因为门德尔斯没有理解到这个问题与其说是原初工业化的问题，倒不如说是工业革命本身的问题。正是工业革命所形成的新工业形态的性质造成了对新工业生产条件的需要，在新的工业生产条件要求下工业地理布局的改变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是一个可以在工业地理学范围内就能得到完全说明的问题。这个问题同原初工业和原初工业化本身的性质没有关系，而只是一个在转变中发生的问题，是一个转变造成的问题，它以转变已经存在为基础。
然而，如果说在门德尔斯的研究中去工业化问题是一个假问题的话，那么当把这个假问题应用到中国来探讨中国明清时代工业发展的前景时，这个问题倒不失为一个有趣的真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既然与英国发生原初工业化大致同时中国江南地区的工业也发展到了很高(甚至更高)的水平，那么，如果没有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入侵和正常发展过程的中断，中国是否也会自动走向工业革命呢?
中国学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似乎经历了一个从肯定论到不确定论再到不可知论的演变。在资本主义萌芽分析框架内解答这个问题的学者，持肯定的答案。李伯重先生在《江南的早期工业化》一书中提出了自己的替代分析，用“斯密型成长”的概念得出了不确定论的结论。[16]而孟彦弘先生在《中国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及相关诸问题研究的反思》一文中则主张一种不可知论。[17]然而，这种演变事实上不过反映了学者们在这个问题上缺少有效的分析工具。无论具体的主张和论据如何，由于受到传统工业化研究范式的束缚，学者们还不曾提出下面这个问题：中国在近代前夕是否与英国一样开启了现代工业化过程?
根据这里阐述的范式，如果当时中国也和英国一样走上了类似原初工业化的道路，中国也应该更有条件和可能走向工业革命。但史实究竟如何呢?严立贤先生在《中国和日本的早期工业化与国内市场》一书中指出，“与日本不同，中国的原初工业化[严立贤先生对原初工业化有自己独特的解释，而并不是照搬门德尔斯的概念——作者注]不是以农民的剩余产品价值为基础的，而是在农民的剩余产品价值减少至负数，被作为增加必要产品价值的手段的情况下产生的。中国的原初工业化所创造的价值，仍属于必要产品价值的范畴。”[18](p178)如果严立贤先生的这种见解符合史实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判断中国早期工业化与门德尔斯所谓的原初工业化并不属于同一范畴：中国当时并没有走向现代工业化的第一阶段。
这个论断的正确性大概可以从另一种与之对立但也互补的历史现象中得到印证。布罗代尔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中为我们描述了满清首都北京的“繁华”景象(参看该书第643～651页)，我们无须重复布罗代尔的生动描述，知道造成这种“繁华”的真正原因也就够了。布罗代尔在同一本书中揭示了其中的奥秘，他写道：“东方和远东城市的规模并非与人口密度相适应——这一密度曾被认为高于欧洲，我们现在知道其实不然——而是与这些国家强大的政治凝聚力相称：伊斯坦布尔16世纪已有70万居民，但是在这个大城市背后存在着巨大的奥斯曼帝国。北京1793年有300万居民，在它后面是统一的中国。在德里后面也有几乎统一的印度。”[11](p625)“根据一种简单的、有强制性的政治算术法则，似乎一个国家越大、越集权，它的首都的人口就越多。这个规律对中华帝国、汉诺威王室治下的英格兰、路易十四和塞巴斯蒂安·迈尔西埃时代的巴黎同样适用。”“我们将看到，这些城市耗费巨大的开支，它们的经济只能借助外部力量达到平衡，也就是说别人应该为它们的奢侈生活付钱。”[11](p627)
据此，我们可以完全合理地推断当时的中国是处在以农业剩余的占有和消费为基础的前现代工业化阶段。中国城市和工业的“繁荣”正是这种前现代工业化的表现和结果。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一书中未能理解中国这种工业化的特殊性质及其蕴含的矛盾，他只是看到了中国在1400～1800年之间的工业“优势”，并且事实上为这种历史假象所迷惑。
弗兰克从经济周期和要素禀赋等方面来解释中国和西方工业化过程的不同趋向和结局，但他没有看到中国的工业增长由于自身的性质已经达到了它的极限，再也没有向前发展的冲力；他同样没有看到英国的工业增长和突变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工业化过程的持续发展的结果。[19]
真正的问题大概并不在于两国的要素禀赋差异(像弗兰克所认为的那样，中国劳动力相对富裕而资本不足，英国则相反)，而在于中国和西方为什么走上了不同的工业化道路。中国长期没有走上现代工业化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长期存在以及缺少外力打破在这种政治体制主导下的前现代工业化模式，而西方特别是英国在近代从殖民贸易和掠夺中获得的巨额财富却能够使本国的统治集团放松对国内农业生产者阶级的榨取，从而使一部分农业剩余转化为这个阶级的收入和消费，并因而使英国国内的工业化过程转变为现代工业化：农业剩余榨取减轻→农业生产者阶级收入和消费增加→为农业生产者阶级消费服务的工业增长和发展→农业生产力提高和农业生产者阶级收入和消费增加→为农业生产者阶级消费服务的工业进一步增长和发展。这种模式不就是英国原初工业化和工业革命所代表的那种现代工业化过程吗?
逻辑本身是简单明了的，但是在传统的研究范式内我们却无从知晓。

四补论

本文阐述的新研究范式或许可以称为“新重农主义”，因为在形式上这个范式无疑是向重农主义理论的回归。但是，我丝毫不会因此否认现代工业化过程的伟大历史意义，其实这个范式本身就包含着对这种历史意义的解释。因为根据新范式，与传统工业化相区别的现代工业化开辟了人类社会生产力无限发展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范式是对传统范式的“扬弃”，而不是对传统范式的完全否定。
当然，就像每一种研究范式都有自己的局限性一样，这个新范式也有自己的局限性。这就是，它把工业自身范围内的发展面向(包括工业的技术、资本和组织等方面)排除在自己的考察范围之外——实际上，这正是传统工业化研究范式的考察范围。新范式与旧范式相比，只是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和一种新的分析工具。问题并不在于哪一种研究范式更加完善，哪一种分析工具更加有用，而只在于我们如何根据研究问题和对象的特殊性质来确定合适的研究范式和分析工具。保罗·萨缪尔森在谈到各种商业周期理论的时候说道，每一种理论都含有一些合理成分，但又没有一个能放之四海而皆准。[20](p335)工业化问题研究的不同范式和理论恐怕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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