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天论》对乐的美学特征阐释及儒家为世之道

时间：2015-12-20 19:22:24 所属分类：中国哲学 浏览量:

春秋战国时期是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大道废弃，礼崩乐坏，智慧叠出，百家争鸣。借助于礼乐文化智慧，重整混乱的社会状况，保障社会的良性运行，是儒家一贯的积极行为方式。而救世的斗士墨子对儒家礼乐建设的作法展开了批判：乐之作必厚措敛乎万民，使丈夫为

　　春秋战国时期是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大道”废弃，“礼崩乐坏”，智慧叠出，百家争鸣。借助于礼乐文化智慧，重整混乱的社会状况，保障社会的良性运行，是儒家一贯的积极行为方式。而救世的斗士墨子对儒家礼乐建设的作法展开了批判：乐之作“必厚措敛乎万民”，“使丈夫为之，废丈夫耕稼树蓺之时；使妇人为之，废妇人纺绩织纴之事”，规模宏大的乐舞造成财物的浪费、促成糜费的风气。对此，荀子从多个角度对墨子非乐思想进行了积极的批判，“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之功用可以“感动人之善心”，“制雅颂之声以道之”（未特殊注明者均来自《乐论》），可达到“以道制欲”之目的，即《天论》中所言的“制天命而用之”和“应时而使之”。此论，对乐的美学特征进行了多方面的阐释，亦彰显了儒家刚健有为的为世风范。

　　一、荀子《乐论》构建的理论依据

　　春秋战国时期动荡混乱，如孟子所言：“邪说暴行有作：臣杀其君者有之，子杀其父者有之。”

　　借助礼乐制度经验，为乱世开出良药，使之继续发挥积极的社会功用，成为此时儒家理论建构的显着性话题。如果说旧的礼乐观念更多的是从社会整体强调其功用，那么《乐论》则成功地进行了视角的转换：从礼乐社会功用转至个体感受的人性深处，为乐的合法性找到不能拒斥的依据，从而公开理性地扞卫儒家礼乐。细绎《乐论》，至少可以发现其理论构建的四个依据。

　　（一）生理心理依据：乐文化与喜乐感受的关系。荀子肯定人的审美欲求的自然正当合理性，将审美欲求肯定为人性的内在必然需要。“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喜乐是人之为人必然的心理生理体现，根植于人性深处，是人类情感体验的美妙状态，是保证人能够有信心、有力量进行劳动和繁衍的动力，是情不自禁的流露。这是乐文化存在的先天合法性依据，故人不能无喜乐之情，也不能无乐之文化。乐文化作为艺术，是根植于人性深处天然的喜乐情感的形象表达，是人进行交流与沟通的有效途径，是人之喜乐的艺术体现，是表演与观赏、情感与乐器、个体与群体的和谐共融，有丝竹之缠绕，喉舌之婉转，手舞足蹈之乐，具有穿透性和感染性。从人类感受方面分析，喜乐的强劲动力足以使其向乐文化的形态状态发展；从音乐自身特色分析，声调器乐的组织配合足以使喜乐得到更好地体现。从个体与群体的狂欢状态入手，将乐文化与喜乐感受联系起来，二者的合理性不容置疑，且成为生理、心理乃至社会各方顺畅沟通的有效途径，这既是礼乐文化的传统，又是儒家推行自己社会理想的有效途径。

　　（二）历史依据：让乐积极发挥社会价值的历史经验。荀子智慧地提及了可供借鉴的先王的丰功伟业：“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雅颂在宗庙等肃穆的场合得到庄严的体现，足以看出先王对“道”的高度重视。“流”为放荡，“諰”为邪恶，是异于雅颂典范的另类表现，被视为“乱”的现象，是不稳定不常久的体现。

　　“道”是稳定和常久的，体现在音乐的曲折平直、繁复简单、纤细丰满、休止进行的和谐融洽中，体现在与人之善心的沟通上，体现在示范引导的力量上。由“道”而“导”，天道与先王便自然的联系在一起。相对于“道”的抽象概括，先王目光敏锐，举措有致，率先垂范，民众亦易于、乐于接受先王的领导。历史维度的选择，榜样力量的显示，乐文化“和同”的强大艺术感染效果，乐之地位和功用因之得到有力维护。此论显示了荀子的高超智慧，也表明了其在历史事件阐释中所持有的刚健立场。

　　（三）社会依据：乐的指向与“人之道”的成人原则。虽然礼乐发挥过巨大的社会功用，但时代已经巨变，越礼现象时有发生，维持礼乐至高地位的社会依据发生动摇，那么先王可供借鉴的经验面临动摇，荀子主张法后王的思想对此回应，暗含着对历史经验的的补充和发展：当历史经验不足效法时，则“应时而使之”，其一就是为乐文化寻找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乐植根于永恒人性之深处，但荀子认为人性是恶的，喜怒哀乐之绽放，可使人之心悲、伤、淫、庄，这就要“制天命而用之”，即有效防范乐使人之心淫的消极影响，让乐发挥使人之心庄的积极意义。此时，乐就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让乐发挥积极的社会价值取向，即有效地移风易俗。将乐与道联系起来，赋予乐以鲜活的不朽的存在依据，使之具有人之道的永恒性，并发挥社会政治功用，即“乐行而民向方矣”、“治人之盛者也”，这就是荀子所言“立乐之方术”，这也体现了荀子刚健有为之为世风范。

　　（四）个体价值的依据：乐与人之美善追求。先王制雅颂之声，旨在感动人之善心，善心乃人性天然具有，乐与善心有着生理心理上的必然联系。

　　但善心有可能受到其他因素影响，雅颂之声的示范和音乐和谐的感染，“使夫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从而保障善心的光辉。雅颂远离、拒绝、战胜“邪污之气”，典范意义得以彰显，则“乐行而志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美善相乐”，社会功用得以发挥，良好习俗蔚然成风，“美善相乐”亦成为音乐追求的一个永恒主题。荀子对此有着清楚的认识，要求君子积极主动地“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积极主动地“以道制欲”，做到“乐而不乱”。

　　荀子认为要成为“人”，需要有“道”的引导，从而在规范中实现成人的目标。“道”体现于日常行为中，“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在“道”的引导和规范下，声音、舞蹈、感情均可为“道”之体现的方式途径。《荀子?礼论》中提及“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礼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乃人与万物之自然存在状况，伪则为人类文化刚健之体现，自然状况之存在为文化刚健有为之行为提供了不断进取完善的对象，刚健有为之行为为自然状况之提升提供了不倦的动力。

　　二、《乐论》中乐的四个构成层面

　　《乐论》中涉及到乐的不同层面，彰显了乐的美学内容的丰富性。

　　第一个层面是象。音乐有其乐器，有其表现，有其象征。“声乐之象：鼓大丽，钟统实……”。象，是乐器实物的存在，有各自音色的特征，还有社会所赋予的意义。重视象，从可感可知入手，是认识得以完成的有效途径；借助象亦可顺畅达到治世之目的，故而是儒家思想的重要方面。《易》云：“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将“象”与“意”、“卦”与“情伪”、“辞”与“言”联系起来，强调了“象”、“卦”、“辞”等沟通的重要性。荀子把鼓比成天，把钟比成地，把磬比成水，把竽笙箫和筦钥比成星辰日月，把鼗柷、拊鞷、椌楬比成似万物，是一深刻之思想：天地日月星辰和万物是天和之绽放，乐器各类的组合如天地日月星辰和万物一样具有天和之特征，乐之和与天之和相通，是蕴含天人合一之审美精髓。

　　第二个层面是文。乐能成为公众关注的对象，“文”之特征不容忽视。“乐，则不能无形……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谒……”文是乐之形，没有文，乐无处体现。“文”乃事物之合理配置，乃秩序之体现。

　　先王谨慎为乐之文，追求中平素庄，警惕“姚冶”邪音，“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乐化人之功用既深又速。乐之中平肃庄可使民和民齐，对内可达群体之和谐，有消弭矛盾之功；对外可示力量之团结，起威慑对方之用。那些使人心伤的“齐衰之服，哭泣之声”，使人心淫的“姚冶之容，郑卫之音”，是先王所警惕的，“绅、端、章甫，舞韶歌武，使人之心庄”，故“君子耳不听淫声，目不视邪色，口不出恶言。”乐之文亦有重要的政治社会功用，“乐者、先王之所以饰喜也；军旅鈇钺者，先王之所以饰怒也。”饰，为装饰、表现；齐为恰当、适宜。文有着音乐和社会两方面的体现。《礼论》言“情文俱尽”，可知，文与情，文与质有着密不可分之关系：无情无质，文饰不可长久感人；无文无饰，情质难以春风化雨。

　　第三个层面是和。和体现在审美、社会、政治、伦理、军事及人生境界之中。在审美领域，乐可以激起人丰富的情感波澜，可使人之心悲、伤、淫、庄，而人对快乐的需求也是具有先天生理不可剥夺性，和是融合调节的重要措施。在社会领域，乐可以移风易俗，可使民和而不流、齐而不乱，可使百姓安其处乐其乡，可有效构建乡里与长少之顺心：“乡里族长之中，长少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政治领域中，和可以有效消除君与臣之离心：“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可使民安燕而不乱，可达长治久安的治世之目的。在伦理领域中，礼乐相济，可以有效化解父子与兄弟之疏心：“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在军事领域中，和可以使兵劲城固：“敌国不敢婴也”。在人生境界之中，和可以美其身，即清明象天广大象地，可以血气和平，美善相乐。总之，和可使礼与乐相济、上与下相敬、贵与贱相安、长与幼相序、血与气相平，可使人与社会、人与人、身与心之关系得到和谐，一言以蔽之：可以使天下和之。荀子把握了乐的中和特征，从哲学理论的高度上深化了中和思想，是中和思想走向成熟的标志。最可贵之处是荀子认为要达到中和之美，应主动积极地“制天命而用之”和“应时而使之”，而非简单粗暴地否定人的审美需求。

　　第四个层面是道。对于终极规律的探寻，是儒家理论建构的持续的工程。荀子《天论》篇言：“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表明了荀子对于“道”的重视，“道”包括了孔孟所说的“先王之道”，亘古不变，具有永恒性；同时，荀子主张“后王之道”，即适应时代变化的道，《解蔽》言：“夫道者，体常而尽变”，极言道的恒常性、稳定性与变通性、适应性。将道之恒常与应机权变表述出来，既显示了道于应变中持久的毅力，也显示了儒家于纷乱中的镇定、敏锐与坚毅。“乐者，乐也”，乐，其旨归在于通道。乐有君子之乐，有小人之乐；君子乐道，小人乐欲。面对道与欲，君子立场坚定，“以道制欲”非“以欲忘道”，故“乐而不乱”非“惑而不乐”，从而实现了乐教的目的：“道乐”。“道”，即为“导”，价值意义存在，目标指向明确。

　　君子明乎道，则当有所作为。礼乐一体亦为刚健有为社会意识行为之体现。“穷本极变，乐之情也；着诚去伪，礼之经也”，从根本上改变人的性情，乐是便捷有效的途径；表明诚心去掉虚伪，礼是可以学习的原则。这里柔性与刚性在分工中有着统一。“乐也者，和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和与理、乐与礼均为社会制度完备之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相对墨子而言，冯友兰认为荀子在礼乐文饰的重视与提升方面贡献巨大。

　　总体言之，乐之象使乐之器与天之象相通，是乐之和与天之和相通之桥梁；乐之文是乐之道绽放之形式，是实现乐化人功用之途径；乐之和是乐之道最理想之呈现；乐之道是乐之和之内核。至此，荀子不仅再次表明自己作为儒家思想立场，更表明了他刚健有为的作风，以及在乐舞欣赏中的倾向选择。

　　三、荀子《乐论》的影响

　　荀子《乐论》是对先秦乐论美学思想的丰富化、哲理化、综合化，故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乐由心生与乐教思想，均成于《乐论》。而和以中音为准影响了中国社会的理论，中国社会的理论更影响了古代的乐论，强调中音为准，复调被边缘化，亦为一例。此外，乐教思想中的“化性起伪”的艺术改良论有重要的意义。

　　“伪者，为也”，即“人为”的意思。荀子“化性起伪”的性恶论就是要人“制天命而用之”和“应时而使之”，也就是通过后天的积极有为之“伪”改造人先天的自然本性之“恶”，一言以蔽之就是以道制欲，从而培养出符合社会利益规范道德的人、社会的人、审美的人。这是荀子整个“乐论”美学思想的内核，也是荀子刚健有为之为世风范在审美之绚烂绽放。

　　参考文献：

　　[1]吴毓江撰,孙启治点校.墨子校注（第 2 版）[M].北京:中华书局,1993: 381.　　[2]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 1988:155.　　[3]《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周易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91.　　[4]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1: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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