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顾颉刚有关《吕氏春秋》“两个猜测”的论述

时间：2015-12-20 19:24:58 所属分类：中国哲学 浏览量:

一、顾颉刚的两个猜测 《吕氏春秋应同》曰: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

　　一、顾颉刚的"两个猜测"

　　《吕氏春秋·应同》曰: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徙于土.[1]682《吕氏春秋》的五德终始思想是从齐国稷下学者邹衍而来,用本段文字来探讨邹衍的五德终始思想大致不差,所以,后世学者在讨论邹衍的思想时往往会引用本段文字作为立论的依据.这段文字很好地体现了邹衍五德终始思想所包含的两方面内容:五德转移思想和禨祥符应思想.具体地说,历史是按照五行相胜的顺序循环发展的,木德战胜土德,金德战胜木德,火德战胜金德,水德战胜火德,土德再战胜水德,这是五德转移思想;每一"德"的判断都由"天"通过自然界的奇异现象给出昭示,土德"天先见大螾大蝼",木德"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金德"天先见金刃生于水",火德"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水德"天且先见水气胜",这是禨祥符应思想.二者紧密结合构成了邹衍的五德终始思想.

　　顾颉刚根据上引《吕氏春秋·应同》篇的记载提出了两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并给出了两个猜测:

　　驺衍是后于孟子而作燕昭王师的,《史记》中说他在燕作《主运》,此说如信,他倡此说时约当西元前二九〇至二八〇间.那时周室尚存,他自当有这般推测.但《吕氏春秋》作于秦始皇八年(西元前二三九),那时东西周都亡了,火德已销尽了,灭火者(秦)之为水德已可确定了,为什么这部书里还只说"代火者必将水"呢?为什么水德的符应还不肯出来呢?这个问题,以笔者猜测,或有下列的情形.一,《吕氏春秋》钞录《邹子终始》之文,未加润色.二,那时六国未灭,秦虽灭周,尚未成一统之功,那时人对于天子的观念和商周人不同,一定要统一了所有的土地才算具备了天子的资格,看《禹贡》的分列九州五服可知,故《吕氏春秋》不即以灭周的秦为水德,亦不为秦寻出水德的符应.

　　二、"第一个猜测"准确合理

　　顾颉刚的第一个猜测是:《吕氏春秋》钞录《邹子终始》之文,未加润色.笔者认为这个猜测是合理的.《吕氏春秋》成书时,秦已灭掉了周,并且吕不韦就是在坚信秦定能统一天下的心态下主持编撰《吕氏春秋》的,依照邹衍的五德终始思想推断,秦是水德是很容易得出的结论,也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吕氏春秋》却没有指明水德是谁,只是交代"代火者必将水".这说明本段文字应当不是《吕氏春秋》的作者对当时实际情况的描写,只是把邹衍的理论抄来而未联系实际进行发挥改变.邹衍生活的时代还是一个诸侯争帝的时代,谁最终能统一天下的局势还不十分明显,所以邹衍只能用比较模糊的语言来表达.这段文字描写的情况更符合邹衍生活时代的实际.所以说顾颉刚的这个猜测是合理的.

　　上录《吕氏春秋·应同》篇结尾处云:"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徙于土."这句话怎么解释?蒋重跃说:"水德来了,浑然不知,那么德运又将继续转到有土德的帝王那里.根据古代天象和五行相结合的传统,齐地为玄枵之分野,德运属水;又根据古代氏族与五行相结合的传统,田齐为陈之后裔,陈为颛顼之族,故为'水属';陈又是大舜之后,舜应土德,齐国田氏又自称高祖黄帝(见《陈侯因齐敦》铭文),黄帝土德.这样一来,田齐就既有水德,又有土德,与'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徙于土'的历运完全对应起来了."[3]笔者认为该解释很有道理.

　　据蒋重跃的解释,田齐既有水德又有土德,既是水德又是土德.周是火德,水德战胜火德,齐是水德,则齐将代替周来作天子.如果水德到来了而把握不住,那么德运就将转为土德.德运转为土德,而齐又是土德,那么作天子的还是齐.水德是齐作天子,土德也是齐作天子,这确实能与"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徙于土"的历运很好地对应起来.

　　也就是说,"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徙于土"这句话,是齐国稷下学宫中的着名学者齐人邹衍专为齐国称帝、齐王作天子而设计的,不适用于秦国.《吕氏春秋》编撰者不能理解,不加改动地抄录了过来.

　　这很好地证明了顾颉刚先生所谓"《吕氏春秋》钞录《邹子终始》之文,未加润色"的猜测是合理的.由此一例,我们可以知晓《吕氏春秋》的编撰确实存在直接抄录先贤成书的情况.

　　三、对"第一个猜测"的再论证

　　《文选·齐故安陆昭王碑文》李善注引《邹子》曰:"五德从所不胜,虞土,夏木,殷金,周火."[4]823据李善所引《邹子》,邹衍所设计的朝代与五德的对应关系是:虞土,夏木,殷金,周火.上引《吕氏春秋·应同》篇所提供的朝代与五德的对应关系是:

　　黄帝土,禹木,汤金,文王火.二者的区别是,李善所引《邹子》是虞舜对应土德,《吕氏春秋·应同》篇是黄帝对应土德.邹衍五德终始思想的"原貌"是黄帝对应土德还是虞舜对应土德?这个问题在确定代替周的水德王朝上并不重要,但是在确定邹衍五德终始思想的原始面貌上却十分重要.这个问题还关系到李善《文选》注引《邹子》的准确性问题.

　　笔者认为邹衍所设计的朝代与五德的对应关系是黄帝对应土德,而非虞舜对应土德.秦王嬴政是邹衍五德终始思想的第一个实践者,《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

　　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于是急法,久者不赦."[5]237嬴政按照邹衍的五德终始思想来推演,周为火德,秦代周而为帝,则秦为水德.

　　秦为水德,所以,嬴政按照水德来制定政令.《吕氏春秋》虽然记载了邹衍的五德终始思想,但是,嬴政并非从《吕氏春秋》处得知五德终始思想.《吕氏春秋》是秦始皇的政敌吕不韦所主持编撰的,嬴政恨不得焚之而后快,不可能反过来将其思想作为治国的依据.而事实上,嬴政确实不是从《吕氏春秋》处得知五德终始思想的,《史记·封禅书》

　　载:"自齐威、宣之时,邹子之徒论着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5]1368据此知邹衍的五德终始思想是经"齐人"上奏嬴政而被采用的."齐人"所奏的邹衍五德终始思想是什么样子的?《史记·封禅书》载:"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畅茂.殷得金德,银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乌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于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为名,音上大吕,事统上法."[5]1366综合以上两则材料,"或曰"者当就是上奏嬴政之"齐人".据此知"齐人"所奏邹衍所设计的朝代与五德的对应关系也是黄帝对应土德.

　　至此,我们根据两则不具有继承关系的材料,即《吕氏春秋·应同》《史记·封禅书》,可以判断邹衍五德终始思想所设计的朝代与五德的对应关系是黄帝对应土德,而不是虞舜对应土德.据顾颉刚研究,虞舜对应土德的说法首次出现在西汉末年的《世经》之中[6]155.也就是说,李善《文选》注引《邹子》对邹衍五德终始思想的理解是不准确的.即《吕氏春秋》保存了邹衍五德终始思想的"原貌".这再次证明了顾颉刚先生"第一个猜测"准确合理.

　　四、"第二个猜测"难以成立

　　顾颉刚的第二个猜测认为:这与《吕氏春秋》编撰时代人们的"天子"观念有关,因为在《吕氏春秋》编撰者的观念里秦还没有取得完全统一,还不具备天子的资格,所以《吕氏春秋》不以秦为水德也不为秦找出水德的符应.笔者认为顾先生的这一猜测难以成立.

　　第一,吕不韦主持编撰《吕氏春秋》意欲为秦国编就治国宝典,因此他正是在把秦王政当作天子的前提下来编撰《吕氏春秋》的.《吕氏春秋·序意》曰:"良人请问《十二纪》.文信侯曰:'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

　　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1]654吕不韦指出《十二纪》的编撰"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是为了"纪治乱存亡""知寿夭吉凶".这正说明他的学说是为统一天下的天子设计的,顾颉刚的猜测难以成立.

　　第二,顾颉刚认为在《吕氏春秋》的编撰时代,人们有这样的观念,即没有取得完全统一的君王不具备天子的资格.顾颉刚立论的依据是《禹贡》,即认为《禹贡》与《吕氏春秋》是同一时代的着作,是战国末期的人所作,这与顾颉刚的疑古思想是分不开的.史念海运用大量材料从历史地理的角度考证,认为《禹贡》的成书年代应在公元前 403 年三家分晋之后,其《论〈禹贡〉的着作年代》一文指出《禹贡》"成书的年代可能在前三七〇年至前三六二年之间,也是梁惠王元年至九年之间","至迟不能晚于前三三四年,亦即周显王三十五年,也是梁惠王后元年"[7]391.易德生利用出土文献上博楚简《容成氏》进行考证,得出的结论是:"《禹贡》成书应在公元前 380 年-前 360 年左右,即战国早期晚段."[8]

　　史念海、易德生两位学者运用不同的材料和论证方法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因此《禹贡》成书于战国早期的结论是可信的,而顾颉刚认为《禹贡》成书于战国末期的观点是很有商量余地的.所以,笔者认为顾颉刚的第二个猜测难以成立.

　　"第二个猜测"的难以成立,反过来恰恰证明了"第一个猜测"的合理性,即顾颉刚所谓"《吕氏春秋》钞录《邹子终始》之文,未加润色"一说是合理正确的.邹衍是齐国人,但其本身具有深厚的来自鲁国儒家文化的修养,他融通鲁学与齐学,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阴阳五行学说[9].邹衍的阴阳五行思想对《吕氏春秋》有重大影响,这从顾颉刚所谓"《吕氏春秋》钞录《邹子终始》之文,未加润色"的论断可见一斑.

　　参考文献:

　　[1] 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 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与历史[J].清华学报,1930(1).

　　[3] 蒋重跃.五德终始说与历史正统观[J].南京大学学报,2004(2).

　　[4] 萧统.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7.

　　[5]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6] 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M].北京:中华书局,2007.

　　[7] 史念海.河山集:二集[M].北京:三联书店,1981.

　　[8] 易德生.从楚简《容成氏》九州看《禹贡》的成书年代[J].江汉论坛,2009(12).

　　[9] 藏明.略论邹衍对鲁学与齐学的融通[J].管子学刊,2011(1).

转载请注明来自：http://www.zazhifabiao.com/lunwen/wzys/zgzx/2523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