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5-12-20 12:38:27 所属分类：经济学 浏览量:
一、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伴随着信息技术革命，人类进人了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时代。贸易开放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对世界各国经济及社会的影响不容忽视。据世界银行、世界劳工组织以及联合国贸发会的资料显示：在这一轮全球化浪
一、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伴随着信息技术革命，人类进人了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时代。贸易开放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对世界各国经济及社会的影响不容忽视。据世界银行、世界劳工组织以及联合国贸发会的资料显示：在这一轮全球化浪潮中，世界各国都相继积极实施贸易开放战略，然而与此同时，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普遍都经历着国内收人差距不断扩大的挑战。如何理解贸易开放条件下各国出现的收人差距扩大的现象，学界对此广为关注。本文将厘清在不同时代背景下，贸易开放对收人分配影响的研究发展脉络，梳理出该领域研究的最新进展，从而为思考贸易开放条件下中国面临的收入分配失衡问题提供有益的启示。
二、贸易开放对收入分配的影响①理论研究的发展脉络 （一）21世纪之前贸易开放对收人分配影响的理论梳理：宏观框架 21世纪之前，贸易幵放对收人分配影响的理论研究是建立在宏观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展开的。这些研究通常是基于一国宏观要素市场的观察。学者们主要从要素价格机制、要素流动以及要素的空间聚集三个角度对该问题进行理论论证。其中，新古典标准范式下的要素价格机制是这一时期理论研究的主线。而关于要索流动的政治经济学讨论和关于要素空间聚集的新地理经济学讨论则是新古典标准范式外，另出现强资本、弱劳动问题，最终导致功能收人分配失衡，劳动报酬占比下降。此外，发展经济学中的新依附论也认为外资的流入会解构东道国的社会结构从而增加东道国内部的收入不均等。
综上所述，20世纪之前贸易开放对收入分配影响的理论研究基本是围绕劳动市场的观察展开的。学者们主要探讨的是贸易开放引发的功能收入分配失衡问题。这期间功能收入分配既包括要素之间的分配，也包括产业间或职业间近似功能意义上的工资差异。然而进入21世纪，随着组织行为学、消费理论的发展，以及现实中各国参与贸易开放的形式逐渐多样化，贸易开放对收人分配影响的理论研究范式也出现了重大的改变。在新世纪对这一领域的理论研究更多地转向了基于异质企业、离岸外包和消费偏好的微观分析。
（二）21世纪以来贸易开放对收人分配影响的理论进展：微观框架 进人21世纪，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贸易开放不仅对劳动市场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带来了企业组织形式和生产方式，以及消费者消费方式的改变。学者们开始尝试从产业内部的企业间或职业内部，甚至是消费支出层面为收人分配问题寻求新的微观层面的理论解释。特别是近几年，在与产业组织、搜寻成本以及消费偏好等前沿理论相结合的基础上，学者们主要以企业为观察对象，从异质企业、劳动市场摩擦、离岸外包以及消费偏好层面对贸易开放引致的收人分配效应进行理论拓展。但是这些理论分析目前尚缺乏内在一致的逻辑。
1.关于异质企业的视角。近年来，在梅里茨（Melitz2003）等人构建的异质企业模型基础上，学者们，如戴维斯（Davis）等人开始透过异质企业这一视角，尝试为贸易开放的收入分配效应理论分析提供新的微观分析基础。异质企业模型认为企业间会由于参与贸易开放的程度不同，产生生产率方面的差异。在此异质企业理论观点的基础上，劳动经济学与国际经济学领域的学者们通过不同模型阐释了贸易开放是如何影响工资水平，进而导致了产业内的企业间工资收人差距扩大问题。戴维斯和海瑞根（2007）将梅里兹的异质企业模型与夏皮罗和斯蒂克里茨的效率工资模型相结合，从怠工的视角提出了梅里茨效率工资模型。该模型假定企业不仅存在生产率上的异质性，且在怠工的监督成本上也存在差异。企业为防止怠工行为，愿意支付效率工资，因此带来了工资的差异。监督成本高企业（高工资的企业）在贸易开放后会因企业的低生产率和高监督成本而被淘汰。这就意味着贸易开放有利于减少企业间的工资收入差距。哈里森等人（2011）则进一步指出拥有更髙生产率的公司其雇员将更多地服务于海外市场，并被支付更高工资；而生产率低的企业则会裁员，或被进口竞争企业所代替，从而导致一国的工资总额中大部分份额集中于高薪的工薪阶层。
2.关于劳动市场摩擦的视角。目前在劳动市场存在摩擦的假设前提下展开的贸易开放对收入分配影响的讨论也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之一。21世纪以来关于劳动市场摩擦的讨论，与20世纪特定要素模型在基本分析框架上有本质区别。特定要素模型是以赫俄的要素禀赋理论的比较优势和充分就业作为基本分析框架，而21世纪以来的劳动市场摩擦分析则是建立在异质企业和存在失业的基本框架内展开的。这一领域的研究者认为由于搜寻成本和匹配问题，劳动市场必然存在摩擦，劳动者在劳动市场上并非是自由流动。因此，在这一意义上也是一种“特定要素”.不过此时影响“特定要素”收益变化的原因不是要素禀赋、比较优势，而是贸易开放引起的企业效率差异产生的产业内部的利润重新分配。显然这种分配是非均衡的。而“特定要素”必然会由于其所处的部门不同，其收益会受到不同的影响。艾格和柯瑞克梅埃尔（Eggerand Kreickemeier, 2009）按照梅里茨模型的结论即贸易开放会带来企业生产效率和利润上的差异，推出异质企业间的利润存在差异，必然也会反映在工资层面上。因此工资会因企业不同而不同。该模型假定存在市场摩擦时，工人期望得到“公正的工资①”,因此企业即使在劳动市场供给过度的情况下，也会为激励工人努力工作而支付更高的工资；该模型同时还指出贸易开放会带来已就业工人平均工资上升，而失业率的上升会使平均工资相对于最低工资也上升，从而导致收人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赫尔普曼（Helpman,et al.,2010）在异质企业理论的基础上，将劳动市场摩擦、雇主与员工谈判以及匹配质量和识别能力分析引人贸易开放模型，将商品与劳动市场相结合，对贸易开放与工资差距进行了外两个比较重要的方向。
1.新古典标准范式下贸易开放对收人分配影响的理论解释。关于贸易开放与收人分配之间关系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赫克歇尔（Heckscher, 1919）首先将要素禀赋引人收人分配的理论研究。他认为贸易带来的货物流动是对要素跨国流动的一种替代，因此可以减少要素在国家间的价格差异。其学生俄林（Ohlin, 1924）在其博士论文中对此进一步做出了瓦尔拉斯式的一般均衡解释。随后斯托尔伯和萨谬尔森（StolperandSamuelson, 1941）在其发表的《贸易保护与实际工资》一文中对贸易开放如何影响一国国内的收入分配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在其构建的2 *2 *2 （即两要素、两商品和两个国家）模型中，每个国家因为要素禀赋不同，在贸易以前存在商品的相对价格差异；如果开放贸易，每个国家都会出口其相对丰裕的那种要素密集型商品，进口相对稀缺的那种要素密集型商品，贸易开放带来的两国两种商品的相对价格趋同，会导致各国国内两种要素的相对报酬的改变，即贸易会使一国资源相对丰裕的那种要素的实际回报率增加，而相对稀缺要素的实际回报率下降，也就是着名的斯托尔伯-萨缪尔森定理（Stolper-Samuelson Theorem,即SS定理）。琼斯（Jones, 1971）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基于要素可能是固化于某一特定部门的现实，提出了特定要素模型。该模型得出了固化于出口部门的要素会由于贸易开放带来收益上升，而固化于进口部门的要素会经历收益下降的结论，从而为贸易开放的收入分配效应开创了短期分析基本范式。建立在赫俄学说基础上的斯托尔伯-萨缪尔森定理（SS）和特定要索模型最终成为揭示贸易开放对一国国内收入分配影响机理的标准理论范式。此后迪尔多夫（Deardorff,1982）等人分别从要素、国家、商品三个层面对这一定理进行了 n维拓展，但是基本的分析框架并没有改变。其中，迪尔多夫（Deardorff,1982）将该SS定理的理论假设前提中的两种要素扩展到了多个要素；戴维斯（Davis, 1996）则将标准范式假设中两个国家拓展到了多个国家，从多域的视角阐释了由于区域比较优势有别于全球比较优势，从而对SS定理在地理方向上的多重解释进行了拓展；而学者芬斯阙等人则将理论假设前提中的两种商品拓展到多种商品，尝试从中间品贸易的视角去解释收人分配不均等存在的原因。他们假定每种商品具有不同的要素密集度，发达国家的中间产品，在发展中国家生产时就变成了技术密集型产品。因此，两类国家对于技术密集型工人的需求都会增加，进口导致两类国家的非技术工人和技术工人之间的差距都会加大。
自20世纪70年代，伴随着经济地理学和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以及跨国公司的蓬勃发展和产业内贸易的大量出现，有关贸易开放的收入分配效应的理论研究有了新的拓展领域。不过相关研究仍然没有完全脱离劳动市场这一基础的观察视域。
2.基于空间范畴的贸易开放对收入分配影响的理论拓展。藤田（Fujita,etal. , 1999）等人认为在进口替代政策下，国内企业在区位选择时，会倾向聚集在国内最终产品和中间品的中心地带，以便减少运输成本，进而会带动吸引其他相关联企业也向该中心地带转移，其结果最终会导致形成一个人口和经济聚集区，而对于生产中的非流动要素而言，这种流动显然是不利的。因此区域间的收入差距出现扩大趋势。随着贸易开放会打破原有国内区域要素聚集，从而改善不可流动的要素收入，由此减少区域间的差距，进而改善一国收入分配不均等状况。梅西（Massey, 1988）则从劳动力的空间分工视角诠释了贸易开放通过产生一系列“边缘区域”,导致大量岗位丢失，进而增加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最终造成区域间收人分配失衡。
3.基于制度变迁视角的贸易幵放对收人分配影响的理论拓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的兴起、技术变革的冲击使得各国劳动市场都发生了巨大改变。贸易开放对收人分配影响的理论研究也由此产生了新的研究视域。学者们，如科罗蒂（Cntty）等从跨国公司引发的资本流动、劳动市场需求弹性改变等角度论述了贸易开放是如何对一国的收人分配产生影响的。这些学者们认为贸易开放引发的跨国投资会增加劳动的需求弹性，或增加了资本的流动性以及选择性。而这种状况的发生无疑会改变劳动力与资本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进而也会对劳动市场和收入分配产生深远影响。如资本的流动会削弱工会的力量，导致劳动者议价能力下降，使得工会溢价无法实现，从而扩大劳动力与资本收人的差距；劳动市场需求弹性增加，不仅会使工资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变得更大，而且会使得资本相对于劳动在贸易开放带来的超额利润的分配上更加具有优势。上述这两种情况均会改变收入在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分布，一般均衡分析。他们认为劳动市场搜寻和匹配摩擦是导致均衡失业问题存在的原因。出口企业相对于非出口企业拥有更大的规模和更高的生产率，这些大型且更有效率的企业更有能力排除那些低生产能力的工人，结果导致这些企业拥有高于平均能力之上的员工并且向他们支付高于非出口、低效率企业的工资。
总的来说，上述理论研究基本都是建立在异质企业理论基础上，均强调工资差距源于贸易开放企业拥有更高的生产率，从而为贸易开放的规模收人分配效应提供了微观理论分析基本框架。这种新的理论发展方向与强调资源在部门间分配的传统标准范式不同。该收人分配分析框架强调的是贸易开放对企业间、行业内的工资和就业分布的影响。
3.关于离岸外包的视角。学者们近年来在芬斯阙和汉森的中间品模型的基础上，运用传统的比较优势分析范式，从离岸外包的角度探讨了贸易开放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文献来自于格罗斯曼和罗斯-汉斯伯（Grossman and Rossi-Hansberg, 2008）他们假定各国相对要素禀赋相同但是规模不同，企业生产差异化商品，生产过程由一系列流程组成，每一个流程都有溢出效应；流程可以在国内也可以在国外完成（外包），但是外包会带来成本，不同流程外包产生不同成本，外包成本较高的流程则会在工资和总产出较髙的国家外包，成本最高的流程不能外包；外包作为一种帕累托改进式均衡，会带来一定的收入分配效应。对于小国而言，假定不存在贸易条件改变，贸易开放会带来非熟练技能工人收人上升从而改善收人分配；而对于大国而言，离岸外包会产生类似增加非熟练技能工人供给的作用，因此会导致低技术密集型产品价格下降。此外，布兰查德和维尔曼（Blanchardand Willmann,2013）在假定存在技术水平多样化（即给定技术水平临界值，一个国家既是非熟练技能丰裕的国家，同时也是高技术丰裕的国家）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导出贸易开放带来的生产外包会导致中间阶层的消失，进而出现收入分配的极化现象。
4.关于消费偏好的视角。近年来也有学者尝试从消费层面对贸易开放的收人分配效应进行创新研究。如法吉尔鲍姆（Fajgelbaum, et al. , 2009）从消费者层面对贸易开放带来的实际收人分配变迁问题展开理论论证。在他们的模型中，假定一国只有一种生产要素即劳动力，但劳动力并非同质，其分布是外生决定；该国有2个部门，一个是完全竞争的、生产同质产品的部门，一个则是垄断竞争的生产水平或垂直差异化产品的部门；消费者的效用函数是同一的、非齐次的；贸易开放会带来消费者对商品选择的变化以及商品质量构成变化。因此，当高质量产品的运输成本下降时，会导致资源由低质量产品的生产转向高质量产品，从而使低收人消费者选择范围下降，降低其福利。尽管贸易开放并不影响名义收入分配，但是却会对实际的收人分配产生重要影响。在他们看来，因为不同的收入阶层消费不同质量的产品，贸易开放带来的价格相对变化会使人们的真实收入产生变化，进而导致收人分配失衡。
从贸易开放对收人分配影响理论研究发展的脉络梳理中，我们不难看出该领域理论发展与其所处的历史时代背景，以及相关其他领域的理论发展密切相关。总的来说，无论是宏观分析还是微观探讨，学者们对于贸易开放对一国国内收入分配的影响并没有较大的争论。但是对于其影响的程度、方向，以及影响的渠道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三、贸易开放对收入分配影响经验研究的进展 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通常需要通过经验研究得到验证。伴随着贸易开放对收入分配影响问题理论的不断发展，相关的经验研究也在不断丰富和拓展。
（一）21世纪之前贸易开放对收入分配影响的经验研究 21世纪之前的学者们对于贸易开放对收入分配影响的经验研究大多都是在经典SS定理假设基础上建立的模型，通过对不同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或转型国家的数据进行检验，从而得出相应的经验结论。这些文献中绝大部分的经验观察都是基于对熟练技能工人与非熟练技能工人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或出口与进口部门工人之间工资差距展开的评估。然而，即使是面对同一经典理论假说，学者们得出的经验结论却迥然不同。
一些学者认为贸易幵放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一国国内收人分配状况。如伍德（Wood,1998）和里玛（Learner, 1996,1998）从劳动市场的需求角度对贸易收人分配效应进行经验研究，他们认为贸易开放是导致收人分配失衡的重要原因。在这些学者看来，价格是由边际成本决定，主张贸易开放的传导机制在于价格而非数量是考虑问题的关键。贸易开放而非技术进步会通过产生要素需求发生偏向转移，使得非熟练劳动密集的商品转到发展中国家生产，从而导致要素市场价格发生变化。因此，在这些学者看来，南北贸易增长是导致熟练技能工人相对工资上升的重要原因。此外，贝耶尔等人（Beyer, et al.,1999） 通过对智利的数据进行检验，得出结论也支持了贸易开放是造成一国国内收人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的观点。芬斯阙和汉森（1997）在对墨西哥1975 ~ 1988年制造业相对工资的研究中发现外资加工企业的增加可以用来解释该国非生产工人工资份额上升中45%的部分，因此得出了中间品贸易会带来发展中国家工资差距扩大的结论。安德顿和布伦顿（Anderton and Brenton,1997 ）在对1970 ~ 1983年英国的经验观察结果也显示进口是导致该国技术工人工资上升的重要原因。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贸易开放对收人分配的影响较小。如弗里曼和凯茨（Freeman and Katz,1991）等学者的研究，发现进口竞争对部门间就业变化有重大影响，但对工资影响较小；劳伦斯和斯劳特（Lawrence and Slaughter, 1993）也通过美国的经验数据研究，发现进口的相对价格并未下降，熟练技能工人的相对供给也未急剧上升，因此得出贸易对工资的影响不显着的结论；克鲁格曼和劳伦斯（Krugman and Lawrence, 1994）则进一步指出技术进步而非贸易开放是导致工资收人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克鲁格曼在一般均衡模型基础上，推算出不断上升的南北贸易对熟练工人的相对工资上升贡献率仅为约3%;克莱恩（Cline, 1997）认为贸易在大学与高中程度工人工资差距扩大中的作用占6%;另外，劳动经济学家如鲍哈斯、弗里曼和凯茨（Boijas, Freeman and Katz, 1997）等人在供求分析框架下，将进口作为国内劳动供给的加项而将出口作为减项，对熟练技能工人与非熟练技能工人之间的工资性收人差距进行分析，他们的经验研究结果显示，贸易开放和移民对熟练技能工人的相对工资上升大约有20%的贡献率，其中贸易开放的贡献度仅有1.4%.
此外，汉森和哈里森（Harrison and Hanson, 1999）对墨西哥1984 ~ 1990的数据分析得出，在贸易开放过程中熟练技能工人的相对工资是由于产业内相对工资变化引起的，而贸易开放引起的就业和相对工资的变化应该是在行业间发生，从而得出墨西哥的贸易开放度加深，虽然对增加收人不平等起了作用，但不是唯一的原因，行业内相对工资变化意味着有其他因素影响到工资差距。
可见，基于传统的新古典标准范式下的经验研究并没有使学者在这一问题上达成共识，反而充满了争议。而且，经验观察显示行业内的工资差距在工资收人分配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这是传统理论无法解释的。
（二）21世纪以来贸易开放对收人分配影响的经验研究 鉴于上述诸多的争论，从贸易开放的视角探讨一国收人分配格局变迁问题还有赖于增加新认知、采用新方法。进入21世纪后，随着贸易开放对收人分配影响理论研究的扩展和范式改变，以及统计和计量经济学的极大发展，关于贸易对收人分配影响的经验研究也在不断延伸。
（1）基于经验研究方法上的进展。随着计量分析技术以及相关大型数据库的不断完善，跨国面板数据分析为贸易开放的收入分配效应分析提供了更广泛的技术和数据支撑。尽管异方差问题依旧没有得到完美的处理，但是跨国经验数据从信度和效度角度都相对于单纯的时间序列研究和截面研究具有更高的解释力。米兰诺维科（Milanovic, 2002）通过对1988年和1993年90个国家的住户调查数据考察开放经济和FDI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发现贸易开放的收入分配效应受其初始收入水平的影响，如初始为收人水平低则富人从贸易扩张中获益，而初始为高收人水平则低收人和中等收入水平群体受益。佩里和欧拉瑞珈（Petty and Olarreaga, 2006）通过对17个拉美国家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数据分析得出贸易开放会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结论，并提出对外贸易会引发技术偏向型的技术进步，从而导致多数行业对技术工人的需求增加的结论。然而，菲基尼（Figini, 2011 ）利用1980 ~2002年间的100个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数据，研究发现外资流入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是先上升后下降的非线性关系，而对于发达国家则是有利于工资差距缩小。
（2）由于异质企业理论新范式的出现，相关的经验检验也应运而生。如尚克（Schank,et al.,2007）通过对1994 - 2005年德国的雇主与雇员数据研究证明了出口企业的工资溢价在出口之前即存在，因此生产效率的提高并非是出口而是自选择效应，由此也就推出出口企业并不存在工资溢价问题。阿买提和戴维斯（Amiti and Davis, 2008）使用1991 ~2000年印度尼西亚的数据进行经验研究，发现贸易开放确实提高了那些出口或全球化程度更高企业工人的工资，同时也降低了那些由于开放而被边缘化，或仅仅面向国内市场企业工人的工资。赫尔普曼等人（Helpman,et al. , 2012）通过对1986?1998年巴西的数据进行经验研究，发现巴西制造业的工资差距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企业间的差距造成的，而其中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之间工资又可以作为重要的原因来解释企业间工资差距。阿克曼（Akennan,et al.,2013）等人则进一步对瑞典2001 ~2007年间的数据进行检验得到了与赫尔普曼（Helpman）等人研究相一致的结论，即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之间工资存在显着差异。上述经验研究大多利用微观企业数据来检验贸易开放的企业间工资差距效应。尽管多数认为存在出口企业工资溢价，但关于贸易开放的贡献的大小在不同的文献中结论不尽相同。
此外，在对经验研究文献的历史梳理中，我们不难发现经验研究的主要观察对象最初大部分集中在对发达国家内部不平等影响上。而进人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拉美危机和中东欧国家转型中出现的收人差距过大问题，学者们开始转而关注贸易开放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的收人分配影响。进人21世纪以来，在两次经济危机（2001、2008）的背景下，贸易开放对发达国家国内收入分配的影响再次受到关注。然而，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数据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
总的来说，学者们对于贸易开放对收人分配存在影响的认知基本一致。然而，影响的渠道和作用机理却存在较多争议。这主要是由于理论假设前提不同、经验分析方法不同，亦或是数据选取差异造成的。
此外，考虑到国情差异，在逻辑递归下形成的经验结论也可能会由于过于典型而无法用于分析某一具体国家。因此，针对中国伴随着贸易开放而日益凸显的收入分配失衡问题，我们既需要充分学习和了解国外的理论和经验研究成果，同时还应对上述研究成果在中国的适用性进行深入的讨论和分析。在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已接近60%的今天，把握贸易开放这一重要特征显然是理解中国当前收人分配失衡困境不容忽略的重要环节。现阶段，运用巳有的研究成果来思考贸易开放对中国收人分配失衡加剧的影响渠道和作用机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系统地考察与分析究竟是何种机理，或哪几种机理共同导致了中国收入分配失衡，是未来有效解决中国收人分配失衡问题的基础和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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