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文学语言白话趋向与文学商业化的关系

时间：2021-12-04 15:57:59 所属分类：中国哲学 浏览量:

唐宋时期处于汉语发展史的重要时期，文学语言的白话趋向引人关注，表现在白话体小说成熟、白话诗派形成、诗词语言口语化等方面。其文学语言白话趋向的原因是多层面的，其中商品经济的触角深入文学领域，文学商业化带来的向大众普及的需求无疑是最有力的驱动力量。 一、

　　唐宋时期处于汉语发展史的重要时期，文学语言的白话趋向引人关注，表现在白话体小说成熟、白话诗派形成、诗词语言口语化等方面。其文学语言白话趋向的原因是多层面的，其中商品经济的触角深入文学领域，文学商业化带来的向大众普及的需求无疑是最有力的驱动力量。

　　一、近代汉语缘何肇端于晚唐五代

　　汉语史的分期与中国近代史和中国文学史的分期不同步，王力把汉语史分为上古(公元3世纪以前)、中古(公元4—12世纪)、近代(公元13—19世纪)、现代(“五四”运动以后)四期[1]，所以宋代被称为“近代汉语”的肇端。但是，更多学者认为近代汉语始于晚唐五代，如吕叔湘认为语言演变只有通过书面语的记录才能观察出来，“汉语是用汉字记录的，汉字不是拼音文字，难以如实反映口语”，以“最接近口语的文献为依据”划分汉语发展史，以此将汉语史分为两段，晚唐五代之前为古代汉语时代，之后(包括晚唐五代)为近代汉语时代[2]。蒋绍愚虽然主张“三分法”，但以晚唐五代这个节点区分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的观点与吕叔湘一致，分歧只在于要不要把现代汉语算成汉语史上与古代汉语、近代汉语鼎足而三的一个时期。

　　口语形式记录的白话篇章的出现是在晚唐五代以后，这是一个重要时间节点。但是语言学家认为书面文学的口语化起源较早，汉魏是近代汉语的萌芽时期，“短书杂记大量产生，佛经译本也不避俗语，那里面常常可以遇到当时的口语词和口语词义”[3]。中国古代白话经过长期的历史积累“至宋代有了质的飞跃。主要有两个表现：其一，口语向书面语领域的‘渗透’加速，同时代的口语(如复音词、方言、俗语等)大量出现在书面语中;其二，口语进入书面语涉及的文体进一步扩展，文学作品之外，以文言为主要载体的儒学及史学着作中也出现了白话。由此而始，古白话突破了文言的樊篱，渐渐登上大雅之堂”[4]。孟昭连认为在宋代大量的口语词、方言词进入诗词类文学作品、宋儒语录、史学着作之中，而且在语言观念上为白话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综上所述，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汉语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从中唐到宋代时期是汉语发展史上文白消长的重要时间节点。但为什么从汉末近代汉语萌芽到中唐近七百年间一直到北宋才出现白话兴盛之势并出现白话语体小说话本?从汉末至魏晋南北朝在抒情类作品中就一直有口语化传统(如《古诗十九首》)，为什么在唐宋之交才发生书面语言文白融合突变?回答这些问题如果仅从文学内部审美趣味变化来探究恐怕难得其要，而唐宋社会变革过程中城市这个文明推进器的作用不容小觑。

　　在近代汉语文白消长变化过程中，城市商品经济作为幕后推手的轨迹是有迹可循的，文学经由市场选择使其受众面向扩大，同时就要求语言更适合于大众传播风格，从而加速书面文言与生活口语的融合，这样文学作品中白话书面语的大量出现，促成白话体小说话本的成熟、白话诗派的形成和传统文人抒情文学中白话成分的增加，下面从这三个方面来寻绎它们和城市商业之间的关系。

　　二、市井说话伎艺与白话体小说成熟

　　说话伎艺起源甚早，隋代就有记载，杨素的儿子杨玄感对杨素手下“能剧谈”的散官侯白说“侯秀才，可以(与)玄感说一个好话”(《太平广记》卷二四八引侯白《启颜录》)，所谓“说一个好话”就是讲一个好听的故事。肃宗时期“太上皇移仗西内安置。每日上皇与高公亲看扫除庭院，芟薙草木;或讲经、论议、转变、说话，虽不近文律，终冀悦圣情。”(郭湜《高力士外传》)玄宗所听的“说话”乃是“不近文律”而悦人性情的街坊艺人所传故事。说话至晚唐在民间已很盛行，李商隐《骄儿诗》中提到“骄儿”“归来学客面，闱败秉爷笏。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家中小儿都被说话艺人的故事吸引，回来后意犹未尽，跟父母评点话中人物。

　　在唐代已流行的说话伎艺与唐传奇有关系吗?有学者认为“说话与唐传奇有着藕断丝连的关系，如《任氏传》有‘昼宴夜话’，《庐江冯媪传》言‘宵话徵异’，《长恨传》的‘话及此事’等痕迹，或者是说话改变而成文言小说，或者为说话的创作底本”[7]。元稹在《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中说“翰墨题名尽，光阴听话移。”并自注说“乐天每与余游从，无不书名题壁，又尝于新昌宅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元稹所听“一枝花话”应该是民间说话伎艺，历时四个时辰还未讲完，元稹由此创作诗歌《李娃行》，而白行简创作的《李娃传》乃是文言传奇。但为什么源于民间说话而创作的唐传奇却未能保留说话原生态的白话形态而依然以传统文言形式叙说故事?原因是传奇创作虽然是中唐文人身份下移亲近市井俗文学的产物，但其功能却并不是满足市井娱乐需求，而是为了满足文人行卷、温卷之需，或为文人之间“剧谈”之需，阅读对象乃手握权柄的官僚士大夫或应试举子。所以，“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8]的传奇，以文言间杂诗词逞才使气更能为这一群体所认可。

　　与唐传奇的行卷、温卷功能不同，说话是在勾栏瓦舍具有经营性质的市井民间娱乐，到了宋代，说话艺术职业化，产生一批以此为生的说话人群体。话本就是在民间说话基础上产生的白话体小说。关于话本的解释，通行的说法是说话人所用的底本，但也有学者认为现今流传下来的几十篇宋话本是“在宋代说话艺术强烈影响下出现的。作者变身为‘纸上说话人’，将说话艺术的叙事方法全面移植到书面语创作中来，从而产生了说书体的白话小说”[4]。也就是说话本从一开始就是文人拟话本，而并非说话人所用的底本，是通过从结构、修辞上模仿民间说话而建构的一个“纸上说书场”，为了还原说话艺术的现场感，话本形成了与口述表演的特点相适应的特有的体制结构：题目、入话、正话、煞尾四个部分。

　　三、俗讲与诗僧白话诗

　　唐代是佛教的繁荣时期，寺院经常举行讲经说法活动，“佛教经典及其有关内容的通俗化演讲，是唐代寺院中普遍流行的一种特别的讲经说法形式”[10]。这种活动根据对象的差异分为“僧讲”和“俗讲”。“僧讲”面对的是僧众，“俗讲”面对的主要是普通民众。

　　俗讲的目的，一方面当然是弘扬佛法，教化众生，但另一方面也有其功利目的，唐代寺院经济极为发达，“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其七八。”[11]佛寺之“财”的来源之一是魏晋六朝以来统治阶级对寺院的支持，还有就是来自佛寺的经营活动，其中通过俗讲活动吸引民众，让其心悦诚服地布施财物，这是佛寺经济重要的来源。据《资治通鉴》，“宝历二年六月乙卯，上幸兴福寺，观沙门文溆俗讲”条所注：“释氏讲说，类谈空有，而俗讲者又不能演空有之义，徒以悦俗邀布施而已。”[12]从中可看出，俗讲“邀布施”是其重要目的并成为寺院经济的重要来源。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从讲说内容到形式都要贴合民众，也即“悦俗”。

　　为了更好地吸引民众崇信佛教，这类讲经说法使用的语言必然是以当时的民间口语为主。“寺庙俗讲，在唐代是极为盛行的。根据考定，大致可以推知，它肇始于开元初年，历久不衰，以迄五代末际，犹在举行。爱好之者，上至帝王卿相，下至一般庶民，都乐于聆听，可以说是一种极为普遍的娱乐。至于流行之广，从现在敦煌石窟所发现的卷子来说，必然在河西一带也极流行，所以会在那里保存下那么许多俗讲经文卷子。因之我们可以肯定，俗讲之流行，遍及中原以及边远地区，可以说在唐代一切民间娱乐中，是没法与它相比拟的。”[13]说明俗讲流行之广已不限于中原，而是深入到河西一带边远地区。

　　俗讲对象更多是文化水平很低的大众，所以俗讲的语言就不可能是文言而必然是民间白话口语。这种语言形式对于佛徒或寺庙之外崇信佛教的修行者而言影响巨大并孕育出一批杰出的诗僧，导致大量白话诗的出现。

　　四、文人“以文为货”与传统诗文语言的口语化

　　中唐以后，随着城市的商业功能加强，城市生活的物质所需进入商业交换渠道已成常态，而精神文化需求也难免部分进入商业交换领域，最早进入商业交易的是墓志碑碣文：“长安中争为碑志，若市贾然，大官龚卒，造其门如市，至有喧竞横致，不由丧家。”(李肇《唐国史补》)在这类商业交易中产生的碑铭大家如李邕、韩愈、白居易等人，润笔收入颇为可观，所以宋人洪迈说：“作文受谢，自晋宋以来有之，至唐始盛。”(《容斋续笔》卷6《文字润笔》篇)文人面对丰厚的润笔收入，不能不为之心动，随之被动或主动地投入“以文为货”商业潮流中。

　　文人士大夫“以文为货”现象不足为怪，关键是在这个现象中文人观念的变化。李邕卖文以致家有“巨万”，杜甫“干谒走其门，碑版照四裔……丰屋珊瑚钩，麒麟织成厨。紫骝随剑几，义取无虚岁。”(《八哀诗》)在杜甫看来卖文收取润笔，实为“义取”，理所当然，不足为怪。说明杜甫对文人“以文为货”已经习以为常。当然，也有人对此深恶痛绝，“是时裴均之子，将图不朽，积缣帛万匹，请于韦相，贯之举手曰：‘宁饿死，也不苟为此也。’”(李肇《唐国史补》)韦贯之语气之决绝正说明当时鬻文获财现象之盛行，同时也说明文人的“以文为货”观念多元并存。

　　文学作品的市场化、商业化对中唐以后诗文语言的影响极为深远，当然，这种影响不是说唐宋作家大量创作白话诗、白话文，而是很多文学名家如白居易、苏轼、李清照、辛弃疾等往往具有文言、白话两副笔墨，在诗文作品中保持传统文言庄重雅驯地位的同时，也擅长以口语俗语写诗。如苏轼的《猪肉颂》可谓意俗语浅，是其主张的“街谈市语，皆可入诗”[21]的实践之作。李清照追求典雅的词品，批评柳永“词语尘下”，但在自己词中大量用口语、俗语，如“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永遇乐》)，“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声声慢》)，“一枝折得，人间天上，没个人堪寄”(《孤雁儿》)，“甚霎儿晴，霎儿雨，霎儿风”(《行香子》)等，都带有女性口语的流利轻悄的特点。所以，王灼批评李清照的词“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碧鸡漫志》卷二)。而“词语尘下”的柳永却又有“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八声甘州》)这样“不减唐人高处”的作品，这正是文言与白话消长过程中出现的正常现象。

　　总之，在文学商业化、市场化过程中，诗文语言俗化、口语化是一个很重要内容，很多学者对唐宋诗词口语化现象作过深入分析，如孟昭连认为唐宋诗转型中的重要内涵“以文为诗”的重要内容就是口语入诗，并引用胡适所言“由唐诗变到宋诗，无甚玄妙，只是作诗更近于作文!更近于说话”，说明宋诗“更多地使用口语词汇及口语的表达方式”[22]。但是，一般学者更多是从文学语言内部发展探讨唐宋文学文白消长变化的原因而未及城市文化及市场在这一演变过程中的巨大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1]力.汉语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80:35.

　　[2]吕叔湘近代汉语指代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3.

　　[3]江蓝生.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M]北京语文出版社, 1988:1.

　　作者：蔡燕 王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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